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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任幕僚，要競競業業，待人謙讓有禮，應對有方，多看多學，少論是非，凡事深思熟慮，重要之事從容為之，分所應為，身任其先，分所不當為，婉辭卻之，勿以個人出處為慮。

鏡予先生

部內前清舉人吳鏡予先生，文學冠時下，操守嚴謹，有道貌而無學究氣，體弱如巾幗中人，立身卻有大丈夫氣概，始由姻婭相結識，相交相知；初時同寓樹德里，其後合賃程閣老巷及張府園寓所而居，前後凡六年，六年之間，獲益匪淺；鏡老佐李調生次長核稿撰文，為李次長之左右手，詩文俱美，公文結體，不虛一詞。

吳氏書法崇王右軍與李北海，每逢假日，已償書債為樂，因之，牽紙研墨，余必助之，彼謙抑至再，余操之不倦。不期年，余之書法，面目為之一新，幼時雖未離閣帖亦兼作隸篆，但無師承，畢竟不能進窺堂奧，僅勉能中規中矩，一如閨秀未識世面，不免扭妮作態，難登大堂之雅，用筆轉側，亦未得其法。

鏡老初囑臨半截碑，繼付右軍聖教序作為範本，并囑以拷貝紙蒙其上，用藏鋒逆筆，著力描摹入手，并須注意間架結構，私衷初猶不服，未兩月，即覺摹帖確與臨帖不同，但總以依樣畫葫，結體板滯，外貌平凡。意頗屬於李北海麓山寺碑與雲麾碑，鏡老謂李書富有個性，失於倔強，如以李書入手，終身不能脫其巢臼，其後數年，嘗放手學北海書，僅數週，果如鏡老所言。習字至今，雖其間更易褚歐米等諸體，但落筆仍多李法，長者之言，皆經驗之談，歷久不爽。

夜書摺扇

民國二十三年春夏之交，孔部長召開全國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，常次秦汾（景陽）先生兼任秘書長，余兼秘書職，整理記錄及議事彙編，會議前後，忙碌逾月；會期後，與會人員將即返任，孔氏忽告秘書長曰：此次會議案多重要，出席者為各省財政廳長、鹽運使、榷運局長、關監督及各省稅務局長，各項議案，多盡心竭力，獲適當結論，擬各贈一物，以作紀念。

部長與秦氏商談之再，以為贈土產則流於俗，贈書則所費多，久而未決；譚秘書仲輝，則以時值溽暑，建議各贈一摺扇如何。孔氏頷首，秦氏亦同意；但以數計之，需三四百餘柄，不知能否一次購得。遂由總務司電詢清秘閣、榮寶齋兩處，皆能應命。

孔氏遂召曾秘書履川（克耑），囑選書中山先生之嘉言或聖賢格言，於三日內交卷。曾氏頗有難色，蓋以盛暑之時，雖揮汗日夜為之，三百餘件，甚難如時畢事；曾氏為名書法家，擅褚字、黑女誌或草書，為時下不可多得者，曾氏請由商秘書、吳參事等分寫，秦秘書長則謂商、吳年高，不能相強，李倜老脫口接說可由汪君協同書之如何？

孔氏愕然，曾氏亦不知余為何人，秦秘書長則立予同意，請倜老轉告，余奉命亦惶恐，但勢在必行，姑放膽試之。余平時喜集昔賢嘉言，凡兩百餘則，遂就會議桌作書桌，傍晚則開燈從事。越兩日夜，曾氏書竟達二百頁，即晚夜車隨孔氏返滬，余所書者一百餘頁，亦依時完成。

視曾氏所書，雖屬草率，有時且以狂草出之，但氣勢磅礡，走筆龍蛇，精金美玉亦不若也；反觀余書，拘謹如秀士，行氣偶亦欠佳，其後雖略順暢，但功力實未可與之同日而語，濫芋充數，言之汗顏。秦、李諸先生，則多嘉許，自此以後，交辦應酬文字，又為當然之兼職矣。

困而學之

李秘書長儻，通英德文，俄文亦嘗涉獵，專攻經濟學，為孔氏撰文，下筆千言立就。惟書法潦草，余嘗為其清稿，字跡難辨，惟有以文義貫之，并需為其補脫落字句，有時為其補句，彼多認可，因此相處甚得。第一年考績，余晉四級，加薪四十元，次年亦復如是，余婉謝之，并告以擢升過速，恐為同僚所忌，彼謂吾與汝既非親戚，亦非故舊，心之所安，他非所計。三年之間，月薪自百元晉至二百二十元，為部中創例，亦非始料所及，余歷練既多，自覺文字稍有進步，審核稿件，亦有心得，李譚諸先生，亦以佳士許之。

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，東北陷入日人之手，相繼復進窺冀東，國勢日危。二十三年春，孔氏密奉蔣委員長手令，籌設非常時期財政籌畫委員會，以次長秦汾（景陽）先生為秘書長，秦氏荐余兼任秘書，編撰各類方案，并參與第二組稅務革新及第五組公庫制度籌畫工作，因是接觸面益廣，與學人往還亦多，對財政政策，漸多體認。

二十四年春，財政部復設立財政年鑑編纂處，令李倜君先生兼任主任，各署司處長為委員，李氏復囑余兼任協纂，越一年，舉行會議二十六次，遂成初稿；北伐完成後，稅法稅制，漸次具備，歲入歲出，亦詳為引述，成兩鉅冊，數百萬言，是為大觀。余參與其事，涉獵自多，困而學之，體認益廣。